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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text  Post time 2009-7-1 16:46:15
2009年6月19日的北京晚报以大篇幅刊登访谈录,惊爆“历史大密闻”:中共军委二局的戴镜元破译了日军将要袭击珍珠港的密电,并经国民党情报机关转报美国军事当局,等等。这段多年为人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似乎应该改写,戴某创下的情报奇迹要刮目相看。鉴于这一随意杜撰的胡言关系我军和国家声誉,必须予以纠正。

日军准备袭击珍珠港的密电压根就不存在,戴某从何破译和通报?
1941年12月7日(美国时间)日军袭击珍珠港得手。日军的成功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日军对于这一重大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虽然突袭发生之后,人们方意识到事先已有蛛丝马迹显现,但在事前却没有关于日军要突袭珍珠港的确凿情报。在突袭的准备和行动过程中,日方严格控制无线电通讯。11月26日,日海军突击舰队向夏威夷进发时便更换了密码,同时实行无线电静默,而在不得不使用的无线电通讯中也从未出现过要袭击珍珠港的字样。也就是说日本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军方都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单位发出过要袭击珍珠港的电报。这使得已经掌握日方密码的美军也无从判断日本海军在战争初始就敢于对珍珠港实施大规模突袭。日军要袭击珍珠港的密电从来就不存在,美国摸不着底细,远在西北山沟里的戴镜元是如何侦破到这一子虚乌有的密电的?
不仅如此,对美开战事关重大,日方虽然早有军事准备,但还在反复思量、斟酌,只是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对珍珠港实施突袭的决心。最明显的可疑动向也仅是,在开战的前一天用“紫密”电告日本驻美使馆,准备提交对美最后通牒和销毁密码。由于日方根本没有发出过,指示或通告要袭击珍珠港的密电,监控日方无线电通讯的美军情报部门,在日军突袭发生数小时之前才敢于根据日本驻美使馆的异动,向美最高当局发出日军将要对美开战的警报。美方判断日方军事行动最可能的方向是东南亚和菲律宾,而不是珍珠港。这使得驻珍珠港的美军来不及在突袭发生之前实施最高戒备。退一步讲,假定此时戴镜元截获并破译了什么密电,也绝对来不及通过国民党再向美国军方通报。显而易见,戴镜元破译并通过国民党向美国转报什么日军要袭击珍珠港密电的故事,完全是违反历史常识的拙劣编造。

山本五十六视察前线的密电被戴某人破译纯属捏造
众所周知,在二战中美国军方全面掌握了日本的外交及军事密码。特别是美国军方技侦部门已经掌握了用IBM制表机自动剥除乱数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和能力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是不具备的。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空军击落,就是美军根据破译日海军的JN-25(c)密电,得悉山本视察的详尽路线和时间表而实施的设伏行动。以能力而言,美军侦破日本密电是不需要外人帮忙的。哪来的戴镜元帮了美国人的大忙?美国人的忙都能帮上,那不成了世界第一?
中国国民党对日本密电的侦破也具有一定能力,特别是掌握了日方的LA外交密码。在军统工作的池步洲先生从破译的LA密电中也得悉了山本五十六的行动计划,国民党据此向美方做了通报,根本没有从中共得到情报后才向美方通报的任何事实依据。国民党在对日无线电侦察上,比中共起步早,能力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面承受对日作战的压力大,而且相关人员的必备素质也要强许多。别的不说,业务圈子里熟练掌握日文和英文的人才就比中共要多。
6月19日北京晚报所宣扬的中共破译英雄戴某,本没有多少外文能力,他哪来的破译日本密码的本事。据可靠来源透露,中共军委二局对日工作的能手是屠廷容,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文能力相当强,早期对日破译工作的主要贡献者不是戴,而是屠廷容。而最初的进展,则是曾希圣和邹毕兆(当时任二局日本方向的科长,戴为副科长),在武汉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帮助之后取得的。1943年4月山本五十六被美空军击落时,屠廷容由于受了戴某的诬陷而正处于关押审查之中。说什么戴某破译了有关密电,转告国民党和美国,而导致山本五十六被击落,云云,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谎言。
六十多年前的重大事件在西方早已解密,当时的各种秘密资料(包括美方破译的日方电报)都已公开可查。开这样的玩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玩笑开大发了,已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我们军队和祖国的光荣不需要用谎言来粉饰,相反,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严重损害军队和国家之形象,当事人对此是要负责的!

红军时期,戴镜元不是军委二局的领导,也不是什么业务骨干
访谈录没有像戴镜元自己以前一贯吹嘘的那样,把他说成是二局“首破天书”的创始人,但仍把他列为与曾希圣、钱壮飞等二局领导平摆的支部书记,似乎他早已是个有突出贡献的业内大人物。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戴镜元在中共军委二局的历史。
1933年6月戴镜元从邓发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进入瑞金的军委二局(史称后方二局),当时二局的侦破工作已开展多时,创立了辉煌业绩。最初戴主要执行还是在保卫局受领的任务,但因为老本行没有多少事可干,便开始参与一些业务工作。由于戴既未受过报务训练,更不懂破译,侦收和破译两个行当都干不了,只能在李作鹏任科长的译电科里见习,而译电和破译完全是两码事。中央红军二局的破译工作始终只有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担任。不是不让别人参与,而是没有别人能搞,或愿意搞。根据当时任破译科副科长的邹毕兆写的文章讲,反“围剿”和长征期间,破译工作搞不过来,曾、曹、邹三人往往在发高烧和打摆子时也不得脱身,非常希望有更多同志加入破译工作。在江西先后有几位同志试过参加破译工作而未能成功。戴镜元也曾在江西尝试破译达一个月之久,非但一个也破不出来,还压了许多报,他因此受到过批评,最终因不具备能力而退出,又回到了译电科。许多二局的老同志多次指出,戴镜元不仅不是个破译能手,一辈子连一个密码都没有破出来过。
在译电科,戴也是能力较弱的一个。译电能手严重、邬一之等能在校译过程中,将尚未全部破开的部分密电电文贯通,而戴是没有这个本事的。至于戴把自己装扮成二局工作中的佼佼者,更是不值一驳。在江西军委二局,被军委授予红星奖章的有四个人:曾希圣(二等)、曹祥仁、邹毕兆、王震(以上三人三等),怎么会没有大功臣戴镜元?在草地摆脱张国焘北上时,毛主席要二局的曾、曹、邹三人先走,怎么没有叫戴镜元?
北京晚报特别指出戴镜元在二局担任支部书记,与曾希圣局长、钱壮飞副局长并列为二局领导的说法也很荒唐。当时二局的支部书记不是序列中的一个专职领导岗位,而只是由人兼职来做些收收党费等一般性党务工作,而且二局的支部书记长时间里是由陈仲山担任。陈在长征中于云南被俘,在陈之后支部书记一职是否由戴继任,现已无据可查。即便戴接任陈,当过一段支部书记,这个职务不仅远不能拿来与曾希圣等局领导来并列,也不能与曹、邹等破译能手,以及破译、侦收、译电等科的科长来相提并论。实际上红军时期,即使不以职务论,二局各个岗位的业务骨干中,也没有戴镜元。在长征中,戴只是做非常一般的助手工作,他所善长的是巴结首长和打别人的小报告。
至于戴所讲的那些长征故事,和他吹自己10岁入党,13岁当代理县委书记一样,漏洞百出,前后不搭界的编排只能说明他总是在胡编。解放战争初期,戴被组织上分配在位于山西的后委工作,二局在前委(昆仑纵队)工作队的带头人是胡备文,哪有晚报所说的,戴镜元光荣地被周恩来分配在前委工作?访谈录还说到,戴在解放后一直是技侦部队的领导,这又是个廉价的笑话!只要随便一查就露了馅,戴镜元又给自己添了个不攻自破的蹩脚谎言。戴镜元这样一个老资格的领导同志,为了突出自己而欺世盗名,编造谎言,这是令知情者听到都汗颜的丑闻。别人不愿多提他这个毛病,可他却总是不断地利用大众对秘密工作知之甚少,当事的老同志多已离去,以及年轻人对老同志的尊重和媒体的猎奇,不顾历史常识地胡编乱吹,难怪有人要出来揭露真相,戳穿骗局了。因为个人事小,而革命队伍的形象和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是不容随意糟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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